版纳橡胶林作证
在云南大返城拼闯过、呐喊呼叫过、用执著和勇气以身相撞、在刀光箭影面前毫不畏惧、手执火炬、照亮过知青群体生命的勇士，他们永远不会消失……。 —题记—
四十二年过去。去年秋天，记者来到重庆采访。烈日暴晒下的重庆，平时多雾多雨的山城，阳光竞自由宣泄，点燃着中国西部这座美丽的城市。嘉陵江水仍在淙淙流淌，在嘉陵江江边豪华餐厅，记者参加了一群大返城勇士聚会。有幸结识了大返城请愿团纠察队员蒲文伟，他向记者讲述了参与见证大返城的始未……。
蒲文伟身材高大修长，白净的脸庞，清秀的五官，公安家庭出生的他，爱憎分明，性格温和豪爽、特好的记忆。(记得童年的经历，记得大返城发生的每件事，每个场面、每个人的姓名)
火种划破夜空
1978 年 11 月18日，夕阳西下，天渐渐黑了下来。在西双版纳勐醒分场二队土坯瓦房建筑的四合院里，劳累了一天的知青，都熄灯休息了。在幽黑寂静的夜幕下，四合院的一角还有一间亮着煤油灯的房间，围在小桌旁坐着几个重庆男知青，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下，看着一张皱巴巴的传单，这是重庆知青艾如宾，去景洪县城看病，带回来的一张油印传单。是景洪农场知青丁惠民写给《给邓小平副主席的第二封公开联名信》，字迹虽不太标准，但很清晰，字字似星星之火，句句如束束火焰。照亮了每个知青，心底沉甸甸的期望。瞬间，打开了束缚知青多年的精神枷锁，知青们仿佛看到了回家的曙光。知青们热烈地议论，兴奋在每一个人脸上显露，知青们想把传单抄成大字报，贴到农场场部“南阳”街上去。于是一知青到场队上海女知青王黎明文书处，要来纸笔。由字写得好的知青周世华即刻抄写，约定明天一早待场队出工后，一同到“南阳”去张贴。每个人都不许请假，不管场队记什么工分均不在乎。第二天上午，蒲文伟、艾如宾、周世华、何龙富、殷立新、曾文玉、杨永全共7 人。手握抄好的大字报向“南阳”走去。
“南阳” 位于小勐伦至勐腊国道及勐醒至易武国道的交叉处，是勐醒地区唯一的一条街。农场职工、及当地少数民族节假日活动的中心。平时人很少。说来很寒碜，此街公路仅有一个百货商店、该店有一个营业员。有一个邮政间、也是有一个营业员，还有一个不大的食店。街对面有一个养护公路的道班。勐醒地区傣族群众、每年的泼水节均在此举行。农场知青在此街购买日用品、及邮寄取包裹等。
七个人来到街上，五个人迅速将大字报贴在仅有的几面墙上 ，两个人观察望风。望着十分抢眼的大字报，平整巴实地紧贴在墙上，他们赶快撤退，回到农场分场场部。农场的一个保卫干部，跟踪到了二队。叫他们去撤回大字报，没人理踩农场保卫干部。他们感觉到了场队老工人和知青们异样的目光，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度过了一天。第二天上午，第一个来二队找问情况的是三队的刘元辉、紧接着九队，八队，五队，十一队，一队……，全分场各个场队都有知青过来问情况。大家商量后，决定在勐醒分场，发起响应丁惠民给邓小平一封公开联名信的签名。
短短几天，蒲文伟就收到各个场队交来的签字名单，立即用传单的形式，把响应书、和勐醒分场所有签名人员的名字，按照场队顺序逐一写上。众多知青提出谁是丁惠民?请愿的目的是什么?当局若不准北上怎么办?等各种问题。因谁也回答不了这些提问，于是，派蒲文伟去景洪找丁惠民了解下一步行动方案。
第二天一早，在二队路边的公路旁，蒲文伟同本队的一上海女知青(她是去景洪看男朋友)搭上了去景洪的公交车。沿途停靠处，蒲文伟用自带的一个订书机，把昨晚连夜用油印机、印刷的响应书、签字名单、钉到饭店门口和商店显眼的地方。用来造声势。一路顺利，到景洪后他到师部去补办了工作证。
在景洪街上打听到丁惠民在景洪农场十分场。当天无车，要第二天早八点才有一班车。蒲文伟在景洪逛街看到知青们贴的大字报。当看到一篇语气犀利的大字报下边落名“刘庭民”该大字报最后还有十几个大字是丁惠民落款：坚决支持刘庭民的一切革命行动!蒲文伟问旁边的人“谁是刘庭民?”身边一个人就自我介绍说:“我是。”蒲文伟像老朋友一样、和他聊起了丁惠民的第一封联名信。晚上蒲文伟，请他在景洪街上吃饭。吃了两盘五角钱一份的炒杂酱肉。饭后在街上逛到天黑，刘轻声告诉不要说话，叫蒲文伟离五、六步远的距离跟着他，来到景洪农场招待所。俩人悄悄地进了一个房间，又悄无声息地躺在床上，憨睡到天亮。
一早醒来，他们到景洪街上，买了两个大馒头，一人一个。刘把蒲文伟送到景洪中心转盘处，上了景洪农场十分场的公交车后才离开。上车后两个多小时，到了十分场坝子那边的一排茅草房的小学校。走进四面透亮的房间，蒲看里面坐滿了人，连窗子上都坐着人。一个偏瘦的、背微驼的上海男知青正用上海普通话讲着，他看到蒲，也许是面生起疑，停止了讲话，问道;“你是哪里的?”回答;“是勐腊农场勐醒分场的。”讲话者叫旁边的人挤让出一个位置，蒲文伟这时才从旁人口中打听得知：此人就是丁惠民。很快到中午，丁叫人去食堂，打了三洗脸盆饭和一盆菜，又让人给找来了一副碗筷。饭后蒲文伟把勐醒分场的情况、响应书及签名告知交给了丁惠民。丁惠民很高兴地说：“我正准备写第三封联名信，正在收集签名人数。”随后，他告知了下一步的行动部署：
一.如果联名信没回复，也许不会有回复，就准备写第三封。
二.准备在西双版纳农垦分局成立北上请愿团筹备总组。各分场成立北上筹备小组(领导人员五至七人为宜)，並立即发动知青们捐钱及捐粮票准备北上。
三.上面几项准备好后，选出大家信任的北上请愿团代表，每个分场两人，尽量还找几个会摄影和会作画的，请愿团代表报到以交款为准。
四.如果农垦分局不同意版纳知青北上请愿，就组织版纳八个农场大罢工。
五.如果罢工，还是达不到回家的诉求。就组织所有农场知青，在筹备总组统一指挥下，带上一切可以带上的东西(包括粮食、药品)，开动所有能开走的汽车、拖拉机、步行回各自所在城市。
蒲文伟回到二队，立即把见到丁惠民、和丁惠民的部署告诉了农场知青。知青们顿时心中豁然明亮，浑身是劲，摩拳擦掌，要求立即行动起来成立“勐醒分场北上请愿筹备小组”。
在二队会议室里，十几位知青围坐会议桌一圈，情绪激昂，争先恐后地发言提建议，会议达成一致意见，组建“勐醒分场北上请愿筹备小组”，会议推选出筹备小组成员：何龙富任组长(二队)，刘元辉任副组长(三队)，蒲文伟任秘书长(二队)，组员有：杨国涛(十队)、周世华(二队)、杨永全(二队)、艾如宾(二队)等。并要求每个场队推选一至二位领头的知青担任筹备小组的联络员。会议通过了成立宣言;明确了行动目的、组织原则、宣传口号等内容;用传单形式发给知青们。这时，勐醒分场全部知青，加入到了轰轰烈烈举世闻名的版纳知青大返城运动中来了，掀起了“我们要回家”的风暴。各种传单在知青中，如火如荼地迅速传播。有关知青受欺压、受伤害的大字报、贴滿了勐醒分场场部和“南阳”街的墙上。紧接着发起捐钱、捐粮票活动，得到广大知青们的踊跃参与，热烈响应。一分一元都是满满的心意，巨大的支持，短时间就筹备到不少的现金和粮票。此时的勐醒分场，犹如点燃了一堆堆干柴，火势越烧越旺。
难忘的胶林会议
1978 年 12 月 6 日勐醒分场筹备小组，按照丁惠民的安排，12 月 7 日到景洪农场集中开会。由于无法按勐醒分场的有关规定拿到通行证。当天下午，杨国涛、刘元辉、何龙富、蒲文伟，骑上自行车从二队出发。当时的公路，虽说已是简易柏油路面，但还是因多处塌方，形成了烂泥巴路。四个人一路磕磕绊绊，骑到晚上时，又冷又饿，此时正好看到路边有一个养路道班的小屋，他们进到厨房一看，只有剩下小半铝锅米饭，听到隔壁房间有声响，招呼喊话无人应答。大家饥肠辘辘，决定先吃了再说。他们把锅里的饭分成四份，饥不择食地用手抓起往嘴里塞，狼吞虎咽地吃完。不管味道如何，能填饱肚子就行。吃完继续骑车上路，有人实在骑不动了，大家就下车推着走。为了给大家提神，约定每个人讲一个笑话，起初三言两语的笑话还可以提神，到后半夜又累又渴，笑话越来越少，越来越没趣，毕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。为了能鼓劲继续前进，就瞎编段子取乐提劲。夜幕下借助微弱的月光，在狭窄的、弯弯曲曲的、微微泛白的公路上，跌跌撞撞地奋力前行。一会推车，一会骑车，恍惚西天取经般艰辛。四个人虽然筋疲力尽，不时地呻唤：“屁股都骑痛了。”但仍不言败，不到达景洪誓不罢休。
1978 年 12 月 7 日早上，经骑自行车90 公里的长途跋涉，四人终于迎着曙光来到景洪街上。没有休息，随便吃了点早饭，很快就找到景洪街交叉路口转盘边上的边城旅馆。看见旁边有两个知青问：“你戴的什么牌手表?”答：“上海牌。”问：“几点了?”答：“11 点。”对上联络暗号后，蒲文伟等四人被带进旅馆内一个房间，屋里坐滿了人，丁惠民正在讲话。此时门囗不断有服务员模样的人走来走去(肯定是可疑人员)。这时丁惠民决定会议另找地方开，于是会议就移到了农垦分局旁边的橡胶林里继续召开，布置好警戒线后，120多名分场的知青负责人，在这里通过了丁惠民写给党中央的请愿书《代给邓小平的第三封公开联名信》，以及请愿团的组织结构等事项。
“橡胶林会议”。它确定了云南西双版纳知青北上请愿团的组织原则、行动方针、宣传口号及经费的筹措、等重大事项的实施和落实。
1978 年 12 月 8 日，丁惠民将120名知青代表，分成两批同时行动，一批去西双版纳农垦分局，另一批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委，请他们(官方)给北上请愿团开通行证。
勐醒分场杨国涛、刘元辉、何龙富、蒲文伟四个知青负责人、被安排去州委。到州委，只见诺大一幢办公大搂，仅有一间办公室开着门。有两个从农场上调的上海男知青，任接待人员。一群知青代表一涌而进，工作人员拿出个本子，官腔官调地说：“大家别挤，需每个人登记，才能向领导汇报。”大家七嘴八舌地叽讽，他俩白净的脸忽红忽白，尴尬不已。并委婉地说：“先拿几个工作证登记也行。”大家一时没反映过来，只见杨国涛从人群后面挤到桌前，从衣服囗袋里拿出工作证，往桌子上一摔。大声说;“勐腊农场勐醒分场十队杨国涛!”这一喊，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，瞬间屋内气氛凝重，他俩被镇住了，没有了州政府工作人员的那种神气。我们明白与他俩纠缠，纯粹是浪费时间。但已经起到了告知州委的作用，随即返回。
当天，丁惠民和北上筹备总组，又重新组织两批人马集结。走在景洪大街上，开始了堵路示威。规定：特殊车辆：如军用车、邮政车、救护车可以通过。那时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汽车很少，手扶拖拉机都是少有的代步工具，堵路的作用收效甚微。又决定到景洪街上游行、宣传。这时，景洪街上所有的店铺都接到当局的指示，不准卖笔、墨纸等可以用于宣传的商品给知青。于是，全部知青代表沿街游行，呼喊口号，一直游行到傍晚，全部人集中在景洪电影院前的广场上。举行了声讨农场对知青的欺压、凌辱和迫害的集会。大家情绪激昂，轮流上台，用一件件铁的事实，一桩桩血和泪的冤屈，向景洪市民宣讲，向苍天申诉：
有的知青因被怀疑偷了別人的裤子，被抓去打断了肋骨，最后又在别处找到裤子;有的知青因谈恋爱被连队大会批斗;有的分场还规定，知青探亲假要做处女检查，若不是则被取消探亲假等等侮辱人格的政策，举不胜数。知青们多年的冤屈大宣泄、持续到晚上九点多钟。北上筹备总组，经过激烈磋商，认为时机成熟，决定宣布《罢工宣言》，原文如下：《罢工宣言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北上请愿筹备组在此正式宣布：全体签名知青从 1978 年 12 月 9 日起举行无限期罢工。宣读《罢工宣言》后，全体知青群情激奋，振臂欢呼，知青们压抑多年、渴望回家的情绪终于喷薄而出，它如一声惊雷，瞬间响彻西双版纳上空。
这时州委有人来找到丁惠民说，州领导要在州委礼堂和大家谈谈。于是刘先国(北上二批请愿团副团长)宣布罢工令暂缓，去同他们谈谈。我们来到州委礼堂，州委食堂给全体代表送来了晚饭，因大家情绪很激动都说不吃。有人小声说：“今晚、明天还要继续同他们交谈，不吃饭怎么行?”于是大家纷纷动手取碗吃饭，又等到深夜约 12 点钟，州委张副局长带着两人来到会场，先是一阵客气话，接着就是一通官方大道理。什么顾全大局，知青有困难、知青有诉求，可向政府一级一级反映，等等……。代表们实在忍不住了，一起大声嚷嚷：“莫说那些废话，到底开不开通行证？张副局长带着两个随从，灰溜溜的离开了会场。副总指挥刘先国正式宣布《罢工宣言》立即生效。
当晚全体代表找了几张旧报纸铺在地上，在州委大楼走廊、冰冷的水泥地面睡了一夜。笫二天一早，各农场各分场的代表乘州委派的车回各分场。
勐醒农场大罢工
1978 年 12 月 10 日，蒲文伟乘公交客车，回到了二队。下午勐醒分场北上筹备小组成员开了个重要会议决定：要使勐醒分场罢工运动迅速开展起来，必须用场部广播室，向全分场宣布《罢工宣言》、通知召开誓师大会。此箭一射出，便不可能回头。为了知青们能回家。蒲文伟决心义无反顾地赴汤蹈火，不成功便成仁!农场筹备小组成员大义凛然来到勐醒分场场部，蒲文伟同刘元辉等几个人直奔分场党委书记陈炳先家，有两人去了广播室(周世华、杨永全)，同陈书记紧张地交涉时，场部女广播员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，大喊：“陈书记!他们要广播……。”忽然看见有几个知青也在屋里，感觉不对劲，立即不说话了，转身就跑。过了几分钟，重庆口音的《罢工宣言》从广播中传了出来，并反复广播，《罢工宣言》像闪电雷鸣般传遍了勐醒分场各场队，“罢工!罢工!”“回家!我们要回家!”……，震耳欲聋的呐喊声，响彻勐醒分场上空。隔一会又连续播出通知：全分场知青：明天上午在“南阳” 召开北上请愿誓师大会。此时，看到分场党委书记陈炳先那尴尬的样子，农场知青相视一笑，告辞出来。在回场队的路上，知青们有说不出的兴奋，这是勐醒农场知青第一个回合的胜利!
第二天早上八点，在勐醒“南阳”商店前的空场上，全分场各场队知青，热情空前高涨。八点以前陆续到齐，小小的南阳街人头攒动，像过节一样热闹非凡。筹备小组成员按各自分工，组织各场队知青，按顺序排列站队。蒲文伟站在临时用空汽油桶搭成的主席台位置上，主持宣布大会召开。会风朴实真切，与官场大会相反，没有官话套话，完全是发至内心的肺腑之言，台上台下真情实感交织一片，蒲文伟向分场知青传达了罢工令(含罢工纪律)和有关北上请愿团的组织、目标、任务，知青们反响热烈。接着由十队的杨国涛，详细介绍了胶林会议、在景洪向当局政府请求开北京请愿的证明的活动细节、以及同农垦分局和州政府会谈、请愿分歧和斗争的焦灼点。话音刚落，不少知青迫不及待地提出各种问题，蒲文伟和杨国涛分别解释，知青们信心百倍，士气高昂，又有几位知青战友作了鼓动性宣讲。大会后，全体知青排着声势浩大的队伍，组织了勐醒分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发性的大游行，高喊着口号从“南阳”游行。经过傣族寨子，来到勐醒分场场部操场坝。知青们的口号震天动地，“我们要尊严!”“我们要生存!”“我们要回家!”在分场部上空久久回荡……。虽然蒲文伟宣布了散会，很多知青还意犹未尽，三五一群高声倾诉压抑多年的心声。
为了确保有秩序地开展罢工，严防出现违法的过激行为，不让政府及农场官员抓到把柄。筹备小组成员分头向各场队郑重强调罢工期间的纪律：1.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;2.服从分场北上筹备小组领导;3.严禁偷鸡摸狗，打架闹事;4.各连队成立纠察队，以阻止那些继续出工的人们，收缴他们上班用的锄头、砍刀，防止他们对罢工造成不利的影响。这几条纪律在各场队联络员的认真执行下，收到很好的效果。勐醒分场筹备小组不懈努力，掀起了勐醒分场轰轰烈烈的罢工风潮。
当上北上代表
按照景洪筹备总组计划，考虑到五队签名人数最多，勐醒分场北上筹备小组决定将五队，作为北上代表资格的选举地。1978 年 12 月 12 日下午，在五队会议室举行了勐醒分场北上代表资格的选举，得票数前三名当选。筹备小组成员相继发言，蒲文伟也表明了北上代表的义务及风险，既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雄心壮志，还要具有智慧和团队精神。由各场队提名，参会代表无记名投票，每人一票写在纸上交记票员，由其唱票。在黑板上画正字选出三名北上代表。最后选出得票前三名为：蒲文伟“二队”，王庆“六队”，杨国涛“十队”，三人为勐醒分场北上请愿代表。蒲文伟发表当选感言：“我有幸成为北上代表，感谢各位知青代表的信任，我一定紧跟北上筹备总组，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!”王庆身高 1.76 米，身材修长，手脚粗壮有力，且身手娇健。瘦削的脸形楞角分明，双眼透出坚毅不屈的锋芒。他慢慢起身向大家作当选表态：“我说不出多少豪言壮语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北上请愿，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回家的重要行动。我愿遵守北上行动的一切组织纪律，全力以赴地完成交给我的各项任务，为了实现知青回家的目标，我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!”杨国涛 1.6 米个子，身材微胖。手脚麻利，行动洒脱。较大的圆形头，机灵的双眼，具有智勇双全的气质。他直挺站立发表当选演说：“能成为北上代表中的一员，感谢大家的信任、鼓励和厚爱，我愿与北上代表们同心同德，与各级官员斗智斗勇，取得我们要回家的最终目标。”
三个代表发言结束，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：“北上到京与国家领导人对话—拨乱反正—我们要回家”。勐醒分场北上代表代表，将带着勐醒分场一千多名知青要回家的愿望，走向未知的北方!
当晚在二队，机务队的文书上海知青胡寅康，找到蒲文伟，表示他擅长摄影，很想一同北上请愿。此人中等个头，身材适中，干净得体的衣着，细腻精致的话语，透露出上海人特有的精明。农场筹备小组对他毛遂自荐，甘愿为知青们能回家、不惧艰险的行为表示了赞同。但鉴于他没有参加罢工签名，又不是知青选的北上代表、筹备小组成员商量后，同意胡寅康 1978 年 12月 13 日同选出的三名代表一起去景洪，由总指挥丁惠民定夺。丁惠民总指挥慧眼识才，同意胡寅康任北上请愿团特邀摄影师。胡寅康不辱使命，在北上的过程中，为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性照片。
首批请愿团出征
1978 年 12 月 13 日早上，勐醒分场很多知青来到二队的三岔路口，拉着横幅送别农场三人北上代表。蒲文伟心里明白，这也许是同他们一起开荒砍坝，在一个锅里吃饭，打打闹闹八年的老战友生离死别。有可能这是今生的最后一面。他心里说：“别了，战友们”!但他强压内心的伤感，面带笑容说：“大返城必胜”。让他们坚信：代表一定不会辜负全体知青战友们的期望，一定会回到自己的故乡!
这时，刘元辉带来一个带着行李的上海市郊的知青。他自称是朱鎔基的侄儿，到北京可以帮忙联系朱。蒲当即就回绝了他，蒲想：如果朱能帮忙，那你怎么现在还在这里?真有点搞笑，你当北上请愿是去走后门?
早上九点多钟，三名代表坐上勐捧到景洪的班车。在知青战友们欢送的口号声中，带着战友们要回家的殷切希望，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北上征途。
下午，他们来到景洪农垦分局招待所。向北上请愿团财务人员，交了勐醒分场知青捐献的钱、粮票，打了收条。勐腊农场各分场的代表分住在一个大房间里。战友们虽初次见面,却格外亲热。大家介绍着各自分场的情况，交谈甚欢，夜深了还久久不能入睡……。
不料，第二天风云突变，云南省委和农垦总局派来人员，要求同总指挥丁惠民谈判。丁考虑到是上一级政府派来的人，总得给个面子，也让知青站在正义的一方，不让政府认为知青是无理取闹。
丁总指挥决定同他们谈，把原定 1978 年 12 月 15 日北上出发的日期延后，择机而动。真是好事多磨，这边按下葫芦那边浮起瓢。请愿团里，一些激进的代表不乐意了，他们认为我们北上是去向党中央、华国锋、邓小平请愿。没有必要同云南的官员们谈，他们能解决我们要回家的问题吗?12 月 14 日晚上，把总指挥丁惠民、刘先国(请愿团副团长)叫到农垦分局招待所食堂里围了起来。七嘴八舌地说：“丁不敢北上，他害怕死了? 丁是叛徒”等等，有人甚至还扬言要杀丁惠民。在这危急关头，李长寿(勐腊农场七分场重庆知青，后为第二批请愿团纠察组长)跑来说明情况，为了丁的安全，要求勐腊(六团)的代表去把丁抢救出来。于是蒲文伟以有电话找丁为由，四十多人分成两队，突然直插人群中心。分开众人，由两个人架起丁惠民，从分隔的空间快步冲了出去，总算有惊无险，回到丁惠民的房间。为保障丁的安全，门口由六团派人轮流守护。把丁安全撤离食堂后，又有人通知全体代表到食堂开会。由景洪农场的几个代表宣布 ：12 月 15 日北上改为 16 日出发。因当时己经 15 日凌晨了，请凡参加的代表自愿报名。
勐醒分场的代表立即碰了一下头决定：勐醒分场是响应丁惠民的请愿书，选出来的代表，只能跟着丁惠民，于是退出了会场。12月15 日一整天，全体代表都在为第一批版纳知青北上，做请愿团团旗等准备工作。原来的旗帜要添加“首批”两字。收集到各农场的控诉资料，经费等都要分配。首批请愿团的旗手，重庆知青彭耕耘外号“毛铁”抱着蒲文伟痛哭，劝蒲文伟同他们一起走，蒲文伟委婉地谢绝了他说：“我们是一个整体，这是农场的决定”。彭耕耘哭着说;“要是我们没成功，你们一定不要怕。就是死，你们也要上北京!”当时，他们两个大男人就这样旁若无人的抱着大哭。
1978 年 12 月 16 日，云南西双版纳知青首批北上请愿团 43 名代表，打着鲜红的团旗，迎着清晨的曙光，在数百辆知青自行车队开道。还有暂时留下的全体北上代表，以及数千知青护送下，勇士出征。场面宏大壮观，隆重而悲壮地跨过景洪的澜沧江大桥，向着北方进发!这时守卫景洪澜沧江大桥的解放军部队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了“十送红军”的乐曲，更增添了壮士们出行的悲壮。
首批北上请愿团在通往昆明必经之小镇通关(思茅与墨江之间)处，所带经费被盗，勉强抵达昆明。筹措经费极其困难，又被警方阻止北上，采取在昆明火车南站卧轨3天，使南到来北往的火车大动脉停开三天。版纳大罢工、卧轨、惊动了中央，中央派出了林业部副部长、农垦总局局长赵凡、组成的中央调查组赴云南昆明火车站、到版纳八个农场、及孟定等农场调查处理知青大罢工、卧轨绝食等诉求。
当上北上纠察队员
1978年12月16日当晚，送走第一批代表，其他人正在景洪农垦分局招待所闲聊。突然，门外传来女人的哭声，跑出一看，原来是东风农场(二团)的几个女知青在述说：16日当天在送走首批北上请愿团后，她们分场的广播就开始全天播放：“知青北上请愿和罢工是反革命事件，以丁惠民为首的坏头头们，己经被抓了。要求广大知青，站稳无产阶级立场，迅速恢复抓革命，促生产，同丁惠民一伙划清阶级立场!”她们是连夜坐手扶拖拉机过来景洪，告诉实情。代表们一听，肺都气炸了，骂声震天。大家一同找到丁惠民，分析磋商后，决定次日召开北上代表紧急会议。
12月17日，在农垦分局礼堂，北上请愿筹备总组作出重大决策：原北上请愿团团长胡建国改任为留守总组组长，丁惠民亲自任第二批北上请愿团团长。由于16日发生在东风农场(二团)十分场的事件，为加强留守总组的领导力量。北上筹备总组决定：从七个农场各选出一名北上代表，作为留守总组同各农场的联络员，以加强留守总组的领导力量。名单如下：
景洪农场(一团)胡建国
东风农场(二团)陈林庆
勐养农场(三团)刘乾富
橄榄坝农场(四团)曾庆田
黎明农场(五团)张健民
勐腊农场(六团)杨国涛
勐捧农场(十九团)周家林
勐满农场(二十团)陈景鹤
杨国涛作为勐醒的北上代表也在留守之列。负责保持勐腊农场同景洪留守总组的联络工作，做好上情下达、下情上传的联系，保证农场罢工和请愿团的协调行动。分工不分家。
12 月 17 日，代表们整天，都在为第二天第二批北上请愿团出发，作尽可能周密的准备。1978 年 12 月 18 日早上，第二批西双版纳知青北上请愿团代表共 51 人，用担架抬着发高烧病中的丁惠民，迈着沉重而悲壮的脚步，从景洪出发了。在告别数千送别的知青战友后，请愿团拦车当晚到达思茅。
休整一天，清退了几名打牌赌博的代表，第二批请愿团整编为：宣传组、写作组、代表团团直组、纠察组及后勤组，余下人员编成其他组(含两个小组)。胡寅康在宣传组，蒲文伟和王庆在纠察组。经过墨江时又进行一次整顿，对几名违规违纪人员劝回农场。请愿团一路风餐露宿，忍饥挨饿。
一路拦车于12 月 21 日来到杨武。休整一天。知青代表用捐的粮票换成布票，买来的蚊帐布、和婴幼儿用的小棉被。每人改做成一件棉背心和两个裤脚筒。根据形势的变化，开会决定将请愿团兵分三路，第一路上海组 8名代表，组长巫学建(重庆知青);第二路重庆组 7 名代表，组长钱桂梁(上海知青)。分别派往上海和重庆作宣传，发动家乡的父老乡亲，对请愿团北上行动的支持。此时的第二批北上请愿团经过思茅、墨江及杨武整编调整后，第三路北上 28 名代表(其中三人派往昆明作疑兵)，偃旗息鼓，暗度陈仓，避开昆明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，搭乘客车绕道在邻近昆明的峨山县小火车站“读书铺”转车到成都，由成都直抵北京，(此站为成昆铁路交汇处)。
至此，甩开了云南省政府及农垦总局的围追堵截，蒲文伟随之踏上了北上的火车。一路上解决了始料未及的众多意外困难，终于在 1978 年 12 月 27 日到达首都北京。
在天安门前零下十五度的风雪中，知青代表身裹拼接的棉衣，雕塑般列队屹立。竖起了“云南西双版纳知青北上请愿”的大旗，拉起了“我们要见华主席”、“我们要见邓副主席”、“我们要控诉”“我们要告状”的横幅。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王震接见，递交请愿书，先后与国务院、国知青办、共青团中央、国家农垦总局等部门，进行了据理力争的谈判……。
波涛汹涌的”我们要回家”返城运动，历时90天，经赵凡向中央请求收回知青。征得华国峰主席、邓小平副主席批准，赵凡又与北京、上海、四川、云南省政府布署安置知青。1979年2月，蜂涌的知青踏上了返城路，结束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。
蒲文伟参加了罢工捐款、北上请愿，在勐醒大地、在景洪橡胶林、在北京天安门、都留下了他和版纳八个农场知青代表抗争的身影。他说：下乡八年，我消沉徘徊过、奋力拼搏过、往事刻骨铭心，风寒露宿、冰天雪地静坐天安门、冻得似冰雕往事不堪回首。大返城，需要大智大勇的策划组织者，需要泼墨纵横的将才、同样也需要朴实无华的战士，能在大返城中参与见证做请愿团纠察队员，是我一生的骄傲。
在裂缝中生存
重庆这座城市，因高楼林立，交通便利，文化底蕴浓郁，山城景观错落有致;因人们在其中寻梦，而格外动人。她自然、轻盈、透气，清新美丽，无限包容在城市中奔波的人们。1979年2月，经过艰难曲折的抗争，蒲文伟从西双版纳回到重庆，在他母亲单位企业顶职，当了一名汽车总装配件车间调度。他的好学和实干，使他懂汽车、修汽车、会开汽车。四十多年，弹指一挥间。时光的痕迹，在蒲文伟脸上很磨糊，并不是他刻意为之。经历过改制、下岗的困惑、疲惫、探寻时期。他却并没有被时间束缚，仍是朝前走。
1996年下岗后，他到街道办事处被聘任治安调解员。十多年来，长期以人打交道，分管社区离婚调解、吵架打架、抓违法份子等治安工作。他设身处地换位思考，轻声和语化解矛盾，做了大量调查调研工作。细心走访每一个举报当事人，每一桩申诉立案者，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当事人的需求和各部门发生的矛盾和问题。靠着不畏惧，坚持原则，他忠于职守。按步旧班，靠着对自我价值的实现，他稳妥地走好每一步。认认真真做事，踏踏实实做人，那里有困难，那里有问题，那里就有治安调解办。因成效突出，他多年被社区街道评为区先进。
“不管干什么都要尽力”，是他参加大返城的格言。对生活追求热爱、做好每一件小事，用乐观的态度，树立人生的价值观生活观，他从点滴做起。坚持锻炼身体打兵兵球，看书、吹笛子、唱歌，让生活丰富多彩，做十分现实和靠谱的事。
走在时代的前列。他会开车、会打字电脑。过去到版纳农场，就有的摄影功底，大有派场。业余时间开着车去旅游，碰到美景打开相机选景用光，修剪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刹那图片。参加知青聚会售书、知青维权等节日联欢聚会活动。他认为;知青的情缘是永恒的东西。那怕只有游丝般微弱，那永恒的东西里面，就有在困苦的农场喝玻璃汤、睡草棚、挖橡胶坑、在原始森林开垦荒地，骑90公里的自行车到景洪寻真理。在景洪用报纸盖在身上，睡在卅委地板上、在景洪罢工游行、冒着冰雪在天安门静坐成冰雕。大江东去，一代人的足印，渐行渐远，却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他将知青情结看得很重。他受邀请从重庆千里之外，风尘仆仆参加到北京八宝山追悼知青之父赵凡大会，参加西南知青集会。他说：“情商重于智商，一个人可以不成功，但不能没有朋友。工作再苦再劳累，但也不能自暴自弃。”重庆知青能从亚热带雨林返回大都市，虽说四十多年的路有坎坷，不尽天意。经受了改制下岗、生活的一波三折。但能坚持到退休，并以良好的身体，活在这座城市，也是苍天对知青的福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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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历：
杨培慧 ，63岁，党员，云南大学新闻系毕业 。供职：昆明市建委记者站站长、现任《云南经济日报》记者 ，从事新闻工作35年，著《城市之光》《高原彩虹》《丹心铸丰碑》三本报告文学。本人宣言：生命不息，写作不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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